青年的表情，该写着尊严与希望

　　编者按 92年前的5月4日，中国的青年站了出来，他们从不同的出发点汇集到了一起，为这个古老国度的救赎发出了吼声。在每一张曾经年轻的脸庞之上，我们看到的是激扬的理想、蓬勃的生机和独立自强的渴望。92年之后的今天，大量的年轻人却要面对人生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自我“救赎”，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眼神中总是闪烁着焦虑与无奈。青年的表情，是一个国家未来的风向标，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面孔上能够写着尊严和希望……

　　青年群像：奋斗的青春如何安放?

　　他们大多都怀揣梦想，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五年内有房等，这些梦想曾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如今，随着岁月一点点流逝，梦想一步步远去，漂泊是他们的常态，焦虑在不断弥漫……

　　青年农民工：“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这是当记者和很多农民工聊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梦想。

　　这些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对他们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是最终的归宿，自己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他们渴望在这座就职的城市中，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的尊重。

　　“28岁，来自山西，已有12年工龄”，面对记者的提问，笑称自己"吃过苦头无数"的邬华显得自信坦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辗转于福建、广东等地后，来上海已将近2年，干过停车引导员、保安等工作，如今已是上海一家服饰公司的部门经理。

　　“人要有点梦想，熬个几年，面包总是会有的。再过十年，我应该就是一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了吧，或者我会选择创业自己做老板。我觉得只有自己亲自去闯一闯，才能更有体会，才能体验到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那种成就感。”

　　根据上海青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比例在六成以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谋求自我发展成为青年农民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梦想、增长见识，这些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踏上追逐城市梦的路途。他们不仅看重收入水平，更看重未来发展。

　　1977年出生的洪刚是一家造船企业的电焊工人，经历过民营、外资等多种性质企业的他，已经是一个班组的班长。目前他已经报考了上海电大的工商管理学习班，开始进修工商管理的课程，为未来向管理层迈进打下基础，希望有一天能建设豪华游轮。"感觉最缺的还是技能培训，要是能有更多的培训，以后我们的空间就会大一些，离更体面的工作更近一些。"

　　蚁族：蜗居在都市的夹缝中

　　2010年12月18日，周五。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近三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低的气温：-9℃。当天的一家报纸描述：“风似刀割我的脸”。据清华大学西门不远的某出租房内，赵海中没有上班，他调休了三天，瞒着现在任职的公司，从周三起，连续去微软、思科等三家著名的企业参加了面试。

　　女朋友早就起床上班了。赵海中睡到9点左右，也起床了。洗漱完毕，收拾了一下床铺，他走出了不足7平米的“蜗居”。这是赵海中和女朋友的爱巢，现实版蜗居。他们已经在这住了一年。

　　你们报道的唐家岭算什么呀?我有朋友住那边，除了偏僻点，其他条件还是不错。同样的价钱，在唐家岭能租到更大的房子，而在这周边，只能租到这种蜗居。提起“蜗居”、“蚁族”话题，赵海中说。

　　这是廉思主编的《蚁族》一书里没有提到的“蚁族”聚居地。根据TechWeb的走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周边聚居的IT蚁族亦不在少数，这里因为距离中关村核心区更近，从事电子器材销售、电子商务营销、软件开发等IT类工作更方便。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周边小南庄、三义庙为一片分布地区，特点是考研很多，边上班边准备考研的“蚁族”也很多;另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因为靠得很近，其周边的水磨社区、树村甚至是大学校园内未拆建的平房区，也有很多“蚁族”。

　　你还没看见过我以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平房区租住的房子呢，那才是正宗的蜗居，怎么形容呢?你在屋里，不用怎么挪动身体，就能拿到屋里的任何东西。有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女朋友搬到这里了，这里比以前的宽敞多了。赵海中对“蜗居”的感受很深刻。

　　打量赵海中现在的“蜗居”，7平米不到，一床、一布衣柜、一桌子，桌子上摆满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床底下塞满了行李，如果说手机充电器也算是电器的话，那桌子底下的电饭锅还不算是唯一的电器……就是这间“蜗居”，承载了赵海中和女友生活的梦想：他们想依靠自己的打拼，最终在北京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然而每月拿着3000元左右的薪水，赵海中总感觉梦想太遥远了。

　　过劳白领：职场上早逝的青春

　　深夜时分，像往常一样，位于上海新天地企业大厦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内依旧灯火通明，办公室里的空气显得沉闷。

　　虽然在外人看来进入这栋大楼就像迈进了“高薪天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座钢铁建造的冷冰冰的建筑却更像是一个“牢笼”：将一个人的灵魂和躯体一同捆扎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格子间里各个桌上都叠着厚厚的文件，一排小隔间里挂满了衣物。员工们有的对着电脑吃着晚饭，有的则干脆累趴在了电脑桌前……

　　这样的工作生活也许对供职于写字楼中的白领们来说似乎太过熟悉和平常，然而伴随着一条“普华永道美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这“金字塔的非人生活”被无情揭开。

　　微博中提到的“美女硕士”名叫潘洁，是家中的独生女。2003年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去新加坡交流学习，其后又在日本和德国拿到了双硕士，并于2010年10月被普华永道公司录取，成为一名初级审计员。

　　谁都以为进入全球“四大”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一个优秀女孩美好生活的开始，但真实情况是“进入普华永道之后，她就一直在不停地加班。”潘洁的父母回忆。

　　从今年1月份开始，女儿就经常因加班而很晚回家。到2月份，加班时间更长，潘洁每天都要半夜才到家。进入3月，每天到家已是凌晨1、2点钟，最晚的一次甚至是凌晨3点多。

　　“3月31日是潘洁突发病毒性感冒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经手的项目终于告一段落，她才得以在凌晨0点24分回到家中。”潘妈妈说，“回到家里，她没有洗脸，没有洗脚，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潘洁发起了39℃以上的高烧，父母紧急将她送到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适逢清明节长假，潘洁在家休息了几天。然而到了4月5日潘洁突然在家中昏迷，在第五人民医院诊治后，潘洁被转院到华山医院继续治疗。

　　据潘洁的救治医生介绍，潘洁4月6日送入华山医院时病情就比较严重，出现意识模糊、烦躁症状，已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交流。4月9日病情进一步恶化，引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并发症，主要临床表现为出血、休克、器官功能障碍和溶血性贫血。”虽然医院方面经过全力救治，但由于病情过重，4月10日晚这个年仅25岁的生命还是离开了世界。

　　翻看潘洁的微博，更新的时间定格在了4月1日下午，“白细胞一千八是神马概念”，“各个都说，别干了”。此前在微博上她也时常有在凌晨两三点发出的记录，“有个空档就发烧了”、“又加班了”、“生生饿醒”、“满地打滚，我要睡觉”等等字眼在4个月内屡次出现。

　　在这些繁华的都市里，这些奋斗着的青年不知道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明天。但就像蚁群一样，他们选择坚守，选择暂时忍受焦虑和人生暗淡的时光，怀揣着梦想继续前行。（编辑 原碧霞）

从生存到发展，新时期青年张扬新诉求

　　“三降四升、五多五少”的现实

　　此次全国范围的蚁族调研结果，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三降四升，五多五少”。

　　“三降四升”，是对全国蚁族生存状况的动态描述。“三降”是指蚁族群体中失业比例在下降，没有工作的蚁族比例从2009年的18.6%下降到2010年的10.1%；在公有制企业任职的蚁族比例在下降；蚁族对平等户口政策的需求在下降。

　　“四升”指的是蚁族的学历层次在上升，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蚁族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毕业于211工程院校的蚁族比例达到28.9%，而在前一次调查中，毕业于211工程院校的蚁族仅占10%。另外，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上升，达到了5.5%；对相关住房政策的需求在上升，与2009年相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

　　“五多五少”则是对蚁族生存状况的静态描述，具体包括下层多、上层少，八成蚁族出身中下层，七成蚁族包括父母收入在内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支出多、结余少，不断上涨的房租和通胀效应使得大部分蚁族生活支出负担加重，结余很少或者没有，近五成蚁族收不抵支；关注社会民生的多、关注生活家居的少，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上，三成蚁族关注社会民生问题，仅有不到1%的蚁族关注生活家居；身份认同的多、家长了解的少，八成受访者认同自己的蚁族身份，但是家长对这一概念的了解很少；归因社会的多、思考自己的少，近六成蚁族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了自己相对窘迫的生存状态，仅有一成多的蚁族认为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学历在升高，生存状况在恶化

　　在第一部蚁族研究报告《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中，蚁族的毕业院校分布构成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度。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北京蚁族中，只有约10%的蚁族毕业于211工程院校，其余90%的蚁族都毕业于普通院校或职业院校。

　　从2009年的数据看，大学“牌子不够响”是导致大部分蚁族在职场上竞争力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回顾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村唐家岭的形成时间——2003年，即1999年高校首批“扩招”大学生毕业的那一年，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与大学培养了“过剩”的人才有关。

　　然而，“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却显示：蚁族中毕业于211工程院校的比例为28.9%，相比2009年的数据，上升了近两倍，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毕业于职业院校的蚁族数量。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蚁族比例，更是从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

　　“连研究生都会沦为‘蚁族’，而且比例还在上升，这说明高学历已不再是高收入、高待遇的标志了。”廉思叹了口气。他告诉记者，毕业于重点院校的学生往往从小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父母和自己的期望相对都比较高，所以，他们更希望留在大城市发展，不愿意回老家工作。倒是那些毕业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容易接受现实，回乡工作。而大专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由于有一技之长，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容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2010年全国蚁族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蚁族的平均月收入为1900元左右，与2009年的第一次调查相同，而蚁族的月支出却上升了，由2009年的1670元上升为2010年的1867元。这意味着，蚁族们的生活状况正在不断恶化，经济状况普遍已经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窘境背后的社会原因

　　最新的调查成果显示，近六成蚁族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了自己相对窘迫的生存状态，仅有一成多蚁族认为，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据廉思介绍，在调查过程中，说到自己暂时的窘境，很多蚁族对“官二代”、“富二代”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调查发现，蚁族的社会公平感普遍不高，只有18.9%的蚁族认为，当前的社会是较为公平的。关于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趋势，持悲观态度的蚁族占六成。调查组通过关联分析还发现，蚁族的社会公平感与他们的家庭经济地位和个人月收入有较强的相关性。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个人月收入越高，社会公平感越强，对社会公平趋势的判断越乐观。

　　蚁族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归因，排在前三位的因素是“权力”、“家庭出身”、“阶层”。他们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和各种寻租行为极为不满，对社会资源的世袭和继承有较强的不公平感。通读《蚁族Ⅱ——谁的时代》一书前四章，读者不难发现，这种情绪表现得相当强烈。

　　“现在社会上可以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甚至包括权力。”廉思分析，如果说“富二代”继承父辈的财富是合理合法的，那么，现在普遍存在的“官二代”继承父辈权力的现象，则不能让出身贫寒的蚁族接受。“官二代”可以通过父母的人脉找到好工作，甚至有的公务员职位是专门为他们安排的。这使蚁族心理上更感到不平衡，对“富二代”和“官二代”产生了极强的仇视情绪。“蚁族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这种情绪的普遍积累，将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不稳定因素聚集，这是非常可怕的。”廉思说。（编辑 常磊）

　公平：发展转型的必答题

　　当青年的阶层以其父辈的阶层来进行划分，这无疑是一种无奈的延续。当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农民工、“蚁族”甚至“贫二代”、“农二代”等等字眼成为青年未来身份的长期标签的时候，关于社会公平，关于青年向上通道的话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未来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打开的不仅是低层青年自由上升的通道，更是一个国家自由发展的通道；我们要建设的不仅是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发展的环境，更是一个国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其迫切性，无以复加。

　　教育公平：现代社会的基石

　　教育，历来被视为个人发展的“第一通道”，在打破身份藩篱、创造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推进教育公平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要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以发展促公平，以改革促公平，以政策支持促公平，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然而教育的重压却依然实实在在地陷入贫困家庭单薄的臂膀上。输在起跑线上的无奈，真真切切地改变着青年发展的理想。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确保这些学生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是政府责任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

　　2011年3月，从教育部传出了一组令人欣慰的数字：目前我国每年资助各级各类学生达1.8亿人次，资助经费从2003年的18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510亿元。仅2010年度，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人数就突破了100万人，贷款发放金额超过100亿元，较2009年度分别增长11.6%和32%，创历史新高。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光明介绍，为从制度上基本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或辍学”，2010年国家研究出台了4项新的资助政策：将高校国家助学金标准由年生均2000元提高到3000元；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被纳入国家资助范围，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面约占20%，平均资助标准为年生均1500元；中职教育方面，原来只惠及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的免费政策，也将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受助范围；国家还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生活费补助每人每天提高1元，年生均补助标准小学由500元提高到750元，初中由750元提高到1000元。

　　一系列新政策的推出，使我国从小学至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得以健全。教育部长袁贵仁说，促进教育公平，教育部负有重要的指导、设计、推进的责任。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公平政策从体系到思路，都是完整的，国家已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

　　就业公平：让“拼搏”战胜“拼爹”

　　曾几何时，《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网文成为一时之间国内网友间广为传播的励志故事，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拼爹”现象让拼搏的“中国梦”从故事变成了传奇，又从传奇变成了神话。再就业领域，“拼爹”的震撼教育一次又一次捶打着从平民青年们脆弱的理想。

　　《瞭望》杂志就曾报道指出，就业过程中的权力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现象已凸显出来，扩招表象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当时获得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防止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就是规则，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对滥用公权的党政干部，破坏社会公平的人必须依法处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过对每一起公众事件的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相应代价，才能树立法律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只有实现了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保障公民权利才不会落空，公平正义才能“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大阳镇副书记员国杰对半月谈记者建议：无论是大学生就业还是选拔干部，都应增加面试环节的透明度，通过适当的渠道比如网站展示应聘者整个面试环节的表现。这一方面能体现出公平竞争，让所有参与者对结果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也给落榜者下一步的提升提供了一个参考。必要时，应该公开进行面试。

　　针对“十二五”期间落实就业公平的改革举措，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国家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应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

　　转型：参与发展过程，分享发展成果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组关于青年生活压力的调查：当问到对人生缺乏热情吗?结果显示,55%的人对人生缺乏热情,7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

　　中国当前正处在重要的发展转型期，如何让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参与到发展过程当中，以及分享到自己应得的发展成果，这是发展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平的题中要义。而作为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责任最直接的承载者，青年群体在发展中能够获得怎样的位置无疑意义深远。

　　更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是青年参与发展转型的前提，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使青年群体更好地实现个人发展、如何令低层青年通过努力实现社会地位提升是在转型期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苏海南就曾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瞭望》杂志曾有文章表示，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没有赢家，社会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在，“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男人面对的可能是“富士康”式企业，女人面对的可能是“山木集团”式老总，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走向。如果强烈的不公平感、挫败感与被剥夺感始终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情绪，那么培养出的就是“愤怒的一代”，当他们成为国家主人翁时，可能就是一个“愤怒国家”，在世界上“愤怒崛起”。

　　“愤怒的青年”是缺失公平的社会自己创造的敌人。怎样让每一个青年拥有平等竞争、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追逐自己理想的环境，让他们成为一个转型社会高速发展机体中活跃的细胞，为整个中国的前进带来强大动力，这是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编辑 梁恒）

国外如何让青年有尊严地前行

　　在国外，青年的遭遇的焦虑感屡见不鲜。工作、房子、养老……无一不在考验他们“有尊严的生存”。

　　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2010年年轻人失业报告显示，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创20年新高。截至2009年底，全球15至24岁的6.2亿年轻人中约有8100万人失业。

　　十多年来，美国就业市场中令人担忧的一股趋势正在加剧：16-19岁青少年的就业率自2000年以来稳步下降，而60-64岁老年人的就业率持续上升。对于年轻人而言，就业市场已变得非常严峻。美国就业市场确实在改善，虽然非常缓慢，年轻人似乎错过了这场复苏。即便是在就业人数增长的情况下，年轻人在与老年人的就业市场竞争中仍将败下阵来。

　　2010年10月，法国300多所中学的学生开始罢课，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站在了“罢工和示威者的一边”，加入到全国范围的抗议中来。学生们认为，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必然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将让他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求职危机，他们“拒绝被当作牺牲的一代”。

　　事实上，在长期实施高度的社会保障体制下，法国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了安逸而稳定的生活模式，他们担心改革会冲击既得利益，进而愤起抗争。有社会学家评论说，当“安逸”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时，尽管该事物从本质上讲对民众有利，“任何让民众有不安全感的事物”都将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打击。众多的年轻人似乎并不担忧失业，因为失业者可以通过失业救济金确保生活无忧。

　　这种情况，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在某种程度上，“高福利”恰恰造成了年轻人的“焦虑”。

　　德国就同样面对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例如当地失业工人可得到原工资53%至67%的失业救济，加上居住、儿女抚养等补助及免税额，有失业人士的“收入”比低收入打工仔还高。德国近年亦爆出多个福利丑闻，有接收救济金的长者长居美国佛州享受阳光海滩，等等。

　　所以，高福利制度普遍被视为“养懒人的制度”。为消除高福利制度的弊端，欧盟成员国已普遍着手致力改革。

　　拯救：从青年入手

　　尽管欧洲劳动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但是青年失业率长期以来却一直居高不下，出现不少“啃老族”，成为欧洲面临的一大社会挑战。

　　英国儿童互助基金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过半数子女年龄介于18岁至30岁之间的家长不得不选择推迟退休时间；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使众多即将30岁却没有“饭碗”的年轻人变为在家“啃老”一族。房价虽高得让众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但有些日本年轻人为减轻家庭负担，宁愿选择边租房边打工赚钱，“胶囊酒店”应运而生。胶囊酒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物。酒店比棺材略大，长2米、高1米、宽1米，人钻进去只能睡卧，是名副其实的“胶囊”。

　　多年来，欧盟一直将提高就业作为其经济工作的重点。在指导欧盟经济过去十年发展的“里斯本战略”中，欧盟将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确立为两大核心目标。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欧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解决日益加剧的失业问题。2009年5月，在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就业峰会，为应对就业危机提出了通过提供公共基金支持，进行再培训和临时调整工作时间，使尽可能多的人保住工作等10项具体措施。

　　在此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同年6月又提出，从欧盟社会基金和全球化调整基金中划拨190亿欧元用于支持成员国今明两年的创业工程，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者技能。欧洲一些国家目前正在研究实行单一合同制，希望年轻人能长期从事一项工作，增加培训机会，提高技能，得到更多保障。

　　而在印度，“拉吉夫·甘地国际青年发展组织”，由政府扶植，致力于为青年提供经济支持和培训，帮助他们创业。在中国，有一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加入到了扶植青年创业计划的行列。可以想见，不远的将来，将有很多青年人从这个计划中成长起来。

　　无论是哪个国家，让青年人体面、有尊严的成长和追逐梦想，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行，是造福社会的根本之举，亦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我们乐见这一天的到来。（编辑 田野）